经济学家巴曙松：新市民的融入过程能够反哺和推动金融业发展
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于11月21日至23日在金融街举行，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在“金融精准服务新市民，奋进共同富裕新征程”论坛上表示，新市民的融入过程能够反哺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巴曙松指出，新市民在消费、医疗、教育方面的需求可以为金融提供巨大的潜在的市场。“这些人群都变成新市民，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为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也激发我们的内循环，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点。”他说。
首先，新市民的信贷需求非常大，从数据看，每天新增的普惠性贷款非常大，去年大概98亿，一年就是非常大的数据。
第二，新市民的消费金融支持也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升级，增加生活服务供给能力，也是激发内循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020年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余额是5000亿左右，所以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新市民渗透率就可以产生差不多90亿的消费金融的信贷需求。包括保险，它的需求也很强，比如养老保险等。”他说。
巴曙松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我讨论的题目是“互联互通发展普惠金融，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新市民的融入”。
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新市民社会的融入、经济的融入是相辅相成的。而香港作为连接国际市场和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的一个超级联系人，能够把国际资本引入到中国内地的普惠金融领域，然后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来促进新市民的融入，我觉得是一个对香港、对内地金融体系合作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新领域。因为从国际趋势来看，ESG基金的发展非常地迅猛，到2021年底全球的ESG基金资产规模达到2.7万亿美元，是2020年初的3倍，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上升过程中。
大家把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绿色环保方面，也就是说E，但实际上ESG里面的S也是这些国际资金非常关注的领域，就是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其中我觉得应该创新性地把新市民的融入也覆盖到相关的ESG的S功能里。
什么叫新市民呢？这个概念起源于我国的破解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中，目前可以说我们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使人口大规模流动，是新市民产生的基础。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有大概2.5亿人口的新市民，规模非常庞大，因此如何让新市民融入到城市，成为我们当前金融体系整个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都直接相关的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这个题目我们内地的监管机构也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响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不仅定义了新市民的范围，更主动强调了以推动发展普惠金融，增强金融普惠性，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这个举措可以在金融服务方面提高新市民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再看对普惠金融的定义，就是以可承担的价格提供正式金融服务的过程，从而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不难发现，这个概念和金融业支持新市民融入社会的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普惠金融有助于成为推动这个过程的有力的工具。新市民很重要的金融特征就是有较强的潜在的金融需求，但是往往不具备传统金融提供服务所要求的金融资质，从而可能就会受到金融排斥。具体来说，金融排斥是指特定的社会阶层和人群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的这种现象，在各个水平、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里面都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它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需求来说，自身排斥和无需求是形成的原因，比如说新市民不信任或者不具备相应的金融知识，他们就会选择自发地不选择接受这个金融服务，他就愿意用现金，就不愿意开户，刚才前面有专家说还有多少没有开户的。在供给方面存在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是物理排斥，比如说金融设施的便利性不足，使得使用成本较高。其次是评估排斥，就是新市民因无法符合我们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标准，以及价格排斥与营销排斥，前者是因为金融服务的价格高昂，后者是主体不在营销范围内所产生的这种排斥。而普惠金融如果能够有效推进的话，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个不平等现象，可以为被排斥的群体提供可负担且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
目前，普惠金融在我国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数据趋势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普惠的小微贷款余额已经达到23.2万亿，同比增长了24.6%，从金融行业来看，有差不多1800家银行共推出了近3万款产品来覆盖新市民，各银行从住房、金融、服务等方面，为新市民提供更加简便、实惠的金融服务。
从银保监会、人行对新市民的界定来看，外来务工者、小微企业者和随迁人口是新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两者的规模较为庞大，2020年统计局的数据看，我们进城务工人员规模1.3亿，城际流动人口大概在1.2亿，同时也不难发现，这些人群会面临着不同的财务约束，比如说住房、交易、日常生活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刚性的支出，但是他的收入来源是不稳定的，这是新市民融入到城市的一大矛盾点。我们通常说把新市民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称为社会融入或者经济社会的融入，它分成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个体、群体、文化间互相配合适应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从外地到北京读书、工作，这也是一个融入的过程，最终体现为一种类聚性，它包含着经济、社会、地区、心理等多维度，通常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定居、适应和同化。在定居阶段新市民这个需求主要是食物和住房消费为主，而且主要从事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职业。进入到适应阶段之后，新市民开始参与社会系统和制度结构中去，而且随着他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发展的进展，新市民也开始从事技术工人、服务业岗位和自主创业，最后新市民参与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他的家人也随之进入到城镇享受城镇的教育、医疗这些服务，这是一个同化阶段，这也是最后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新市民这个群体会体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需要我们金融业高度地关注，去跟踪、分析，并且针对性地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首先，新市民对于金融的专业知识了解相对较少，社会保障参与度低，导致他购买的金融产品能力更弱，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小，同时新市民的工作流动性和他对新消费的接受程度高，使得新市民收入稳定性弱的情况下更容易追求各色的金融营销，同时新市民群体具有较高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排斥。这些使得我们金融行业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这种精准的、普惠的金融服务。新市民面临的这种金融信息、专业信息缺失和自身较高的风险业务水平，导致了不少新市民产生了金融需求的排斥，而新市民自身的收入不稳定和他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又使配给出现错配问题，最终也形成了金融供给的排斥。金融排斥问题可以归结为新市民自身的排斥和金融业的排斥，新市民自身的排斥在不同阶段表现是不同的，我们从国际经验观察，在定居阶段中金融排斥不仅仅来自于自身的需求排斥，还来自于收入、抵押不足形成的评估的排斥。在适应阶段，由于新市民逐步熟悉这种社会制度，加上一定的积累，开始产生的这些金融需求。到了同化阶段，这种需求就更加地提升。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来说，对于新市民的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新市民的融入过程也能够反哺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新市民在消费、医疗、教育方面的需求可以为金融提供巨大的潜在的市场。这些人群都变成新市民，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为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也激发我们的内循环，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点。首先新市民的信贷需求非常大，从数据看，每天新增的普惠性贷款非常大，去年大概98亿，一年就是非常大的数据。我相信后面几家银行的行领导会详细地介绍他们这方面的探索。第二，新市民的消费金融支持也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升级，增加生活服务供给能力，这个也是激发内循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2020年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余额是5000亿左右，所以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新市民渗透率就可以产生差不多90亿的消费金融的信贷需求。包括保险，刚才前面也有不少专家提到，它的需求也很强，比如养老保险等。
最后我想说，我在香港，站在香港的角度，它连接国际资本和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联系人的角度来看，把握国际的发展趋势，来把握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新市民融入的角度，怎么把国际资本积极地引入到这些新领域，做一些新的普惠金融的探索，我看到香港市场上有不少的从业者开始在这方面做积极的探索，有一些新的形式，比如现金的分成、新的ESG基金的合作，实际上香港在这个领域里面也做了非常积极的探索，香港特区政府也在积极地把香港打造成亚洲和全球的ESG投资枢纽和可持续的金融中心，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大力发展ESG基金、绿色债券市场，所以把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新市民的金融服务，能够把它纳入到ESG的发展趋势下，也有助于把国际资本引入到推动金融精准服务新市民的一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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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