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狂热》：足球运动的多重文化意义

作者：黄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

11月20日，世界杯足球赛在卡塔尔拉开帷幕，这是球迷们四年一度的狂欢。世界杯首次移师阿拉伯地区，更使人们感受到足球竞技与阿拉伯风情的完美结合。

那么足球运动具有哪些具体的文化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在他的长篇小说《极度狂热》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极度狂热》是尼克·霍恩比的自传体小说，出版于1992年，被认为是足球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尼克的视角，描写他与阿森纳足球队之间长达20多年的联系，透过尼克在一场场足球赛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探讨足球运动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意义。

Ⅰ

足球、父子关系与社会变迁

从小说类型来看，《极度狂热》是一本成长小说，讲述了出生在北伦敦地区的男主人公尼克的成长经历。与其他成长小说不同的是，伴随尼克成长以及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并非马克·吐温书中哈克贝利·费恩式的旅程，也不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笔下劳拉式的顿悟，而是一场又一场阿森纳足球队的比赛。

《极度狂热》书封资料图片

对于尼克而言，足球比赛成为他记忆家庭生活、人生轨迹、人际交往的重要标识，甚至还是他学习英国乃至欧洲大陆地理知识的校外课堂。在学校中，足球运动是尼克融入校园集体的主要途径。对于他而言，“对足球的喜爱为校园生活带来的好处简直无法估量”，因为“班上至少一半的同学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老师都喜欢这项运动”。通过足球，尼克不仅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还曾在异乡求学的过程中找寻到心灵的寄托；在家庭生活中，父母早年的离异使尼克沉默寡言，星期六下午便成为他与父亲难得的相处时光。正是足球打破了两人间的隔阂，使他们打开话匣，敞开心扉。在男主人公眼中，“足球给了我们可供谈论的东西”。虽然年少懵懂的尼克似乎还难以言明他口中提及的“东西”是什么，但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一种存在于父子间的纽带。在许多个星期六下午，布莱克斯托克路上的“枪手”（阿森纳足球队的外号）炸鱼和薯条小餐馆便成为父子俩的厨房，而球场的西看台则成为承载两人父子关系的家。虽然尼克曾坦陈阿森纳足球队的球风乏善可陈，略显“无聊”，但也正是在次次期待和哀叹的往复循环中，尼克与阿森纳“捆缚在了一起”，而他的父亲也与他“捆缚在了一起”，没有东西能够将他们分离。

当尼克回忆这段时光时，他特别指出，这种父子相聚的亲密只属于他一人，并不被他的妹妹所分享。他的解释并非对妹妹的偏见，而是客观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中，涉足足球场这类公共空间的群体多以男性为主，而他的妹妹“不得不留在家里，和妈妈以及她的布娃娃待在一起”。但叙事者尼克也补充强调，这个现象在90年代已得到彻底改观。这段描述呼应了小说后续章节中关于英国社会变迁的内容。换言之，尼克的成长过程也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英国社会与文化中的变革以及英国民众心态的变化。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教育改革方案的推进、青年亚文化的更替、1972年电力工人大罢工等书中提及的历史事件，无不展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大英帝国在20世纪发生的社会转变。这种社会变迁贯穿在尼克的观赛生涯中，而且也影响到了英国足球界。

Ⅱ

球迷、“主队”与世界杯

足球运动的商业化进程是此类转变的典型代表，它使足球运动从传统的体育竞技项目转变为商业性娱乐活动，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尼克在成长过程中便见证了近几十年来足球运动的商业化进程。他曾感叹阿森纳足球队在93—94赛季的球票涨价计划，感慨“海布里球场的足球赛将不再与过去一样”。在他的分析中，“大型足球俱乐部似乎已经厌倦了他们的球迷团体”——这些团体多由“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男性”组成，由于“年轻气盛”，时常为俱乐部带来一些棘手的麻烦。这也使一些大型足球俱乐部将“新目标观众群”锁定于“中产阶级家庭”。后者不仅“举止规范”，而且消费能力更强。

多年后，尼克在书中的忧虑成为现实。在现实世界中，他所拥戴的阿森纳足球队主场比赛球票价格便以昂贵著称，票价可以说“高不可攀”，使许多伦敦北部本地球迷失去了进入球场看球的机会。此外，随着电视实况转播技术在1983年的引入，“各家俱乐部意识到其中的有利可图”，常常为了更高的转播收益，调整赛程和开赛时间，完全不顾随队远征客场的自家球迷是否能够赶上“最后一班回伦敦的火车”。

在尼克的观察和评论中，不断高涨的票价、越来越丰富的周边商品、飙升的球员转会费、成倍增长的电视转播收入、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赞助都清晰地表明，足球运动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一环。尼克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它忽视甚至消解了足球俱乐部在当地社群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将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年轻男性群体并给予球队支持的传统主力军挡在球场之外。不可否认，更好的球员、更激烈的对抗、更精彩的进球固然使人激动，但尼克坚信足球运动真正的魅力绝不仅限于此，而在于以当地社群居民为基础的球迷群体在球场中营造出的“氛围”。这种氛围是球场中几万人共同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是他们的齐声高唱、山呼海啸、拍手助威和翘首以待。这也正是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

11月20日，卡塔尔世界杯吉祥物出现在开幕式上。新华社发

虽然尼克对一些发生在足球世界的改变感到不安，但他并非全盘否定这种变化。在他看来，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与足球运动的结合显然利大于弊。透过主人公的视角，我们了解到现代足球运动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相辅相成。近60年来，足球赛事媒体转播技术由纸质媒体转向电子媒介，由以收音机为代表的听觉媒体转向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体，由录像转播转向实况转播，由单一的全场重播转向多元的集锦节目。在进入21世纪后，足球转播实践更是呈现新趋势，由传统媒体拓展到网络媒介，由第三视角呈现拓展至基于虚拟技术的第一视角呈现。这些变化都有力地推动了足球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传播。

这也是缘何尼克认为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杯使足球运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虽然足球在当时已成为一项风靡全球的体育运动，但电视却是一件奢侈品，更遑论跨国和跨洋电视转播的难度。而随着电视转播技术的介入，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杯使全球范围更广泛的人群得以首次直观地目睹足球世界两大阵营（欧洲和南美洲）球队的精彩对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存在于不同文化间的偏见和隔阂。

在尼克的回忆中，当来自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队在对阵巴西队的比赛中拔得头筹时，英国足球解说员大卫·科尔曼发表评论道，“关于他们（巴西队）的传闻果然不虚”。科尔曼的话暗示巴西队只会花哨的进攻，不会防守，以及南美球队组织纪律性不如欧洲球队，表现出存在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隔阂。作为体育解说，科尔曼的立场本该中立，旨在“将一种文化介绍给另一种文化”，但他的评论显然带有偏见和自负心态。但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巴西队凭借一个直接任意球扳平比分，并依靠球王贝利的凌空抽射反超，最终以4比1的比分反败为胜。这个结果从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角度印证了科尔曼在开赛伊始作出的评论——“关于他们的传闻果然不虚”。此时的尼克已不再关心解说员的评论，而是被来自南美洲桑巴军团的精湛球技折服，同时惊讶甚至“羡慕”巴西队舞蹈般的进球庆祝舞步，他心中欣喜，感受到足球所能带来的欢乐和美感。虽然巴西队在第二场小组赛中击败了尼克支持的英格兰队，虽然巴西队的那些进球如同电光石火般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每当长大后的主人公想起它们，他依旧津津乐道于贝利的人球分过等精彩瞬间。这也许也是足球运动留给他以及其他广大球迷的又一乐趣，而这种乐趣的呈现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球王贝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谢幕，而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也将成为阿根廷球王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不知道梅西今年又会为全球观众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Ⅲ

归属感与社群构建

毫无疑问，足球运动在世界范围有着巨大的群众基础。有趣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格兰，球迷的支持往往与球队的成绩无关。即使自己支持的球队是联赛积分榜上垫底的“副班长”，球迷们依旧会一场不落地到场助威。对此，男主人公特意提及90—91赛季的德比郡足球队。虽然德比郡足球在当年的联赛中排名末尾，但它却见证了场均一万七千人的上座率。这一现象使尼克逐渐意识到足球运动对于到场观众而言并非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或娱乐活动，它更是凝聚乡里、展现社群归属感的文化现象。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明确写道，这种归属感解释了阿森纳球迷为何在周三晚上到访普利茅斯，去看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倘若缺少这种归属感，“足球运动难免堕落成一场生意”。这也是为何主人公在书中宣称他“首先是一名阿森纳的追随者，其次才是一个球迷”。

书中描绘的那支阿森纳足球队以现实中的阿森纳足球队为原型。它1886年成立于伦敦北部的伊斯灵顿地区，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但与英超联赛时期（始于1992年）球星云集、战绩卓著的阿森纳队相比，小说中描写的阿森纳队明显星光暗淡。队中的球员多是本土球员，球风趋于传统英式踢法：防守时，密集退守“摆大巴”；进攻时，边路起球找中锋。队伍成绩乏善可陈，竞技表现起伏不定，时常以各种方式让支持者感到悲伤。即便如此，故事主人公依旧深爱这支足球队。主要原因正是在于阿森纳足球队对其所处社区所起到的凝聚作用。此时的足球已成为一种媒介，沟通形形色色的球迷和他们追求的归属感。球队的胜利已不仅是球员和教练的胜利，它更是当地球迷群体的集体胜利。换言之，此时的阿森纳足球队已不仅是一支职业足球队，更是凝聚这种社群归属感的表征。

在跟随阿森纳足球队“南征北战”的几十年间，尼克在球场内的人来人往中意识到各队球迷的阶级差异，体察到生活在英国社会中的多元群体。1972年1月，在他与父亲第一次去位于西伦敦地区的斯坦福桥足球场观看切尔西足球队和托特纳姆热刺队比赛的途中，他明显察觉到当地社群氛围的不同。赛前，他和父亲没有如往常一样去二手烟缭绕的炸鱼和薯条小餐馆填饱肚子，而是来到一家位于国王路上的意大利餐厅打了牙祭，此后甚至还在球场遇见了大明星汤米·斯提尔。斯坦福桥内外的一切为尼克展现了“一个既熟悉又不同的伦敦”。与尼克所居住的芬斯伯里公园不同，切尔西充满浓郁的商业氛围，俨然一种“世界中心”的姿态，为蓝军切尔西加油助威的模特、演员、年轻老板甚至当地路人都在尼克眼中体现出一股时尚的气息。这里的一切与尼克家附近“安静的排屋街道”抑或“那些苦恼而依旧执着的二手车贩子”截然不同。这也让尼克充分意识到伦敦城中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嵌套在伦敦城这个大型社群中的各个小型社群。

同时，足球也让尼克见识了英国社会不同社群的交融。在1972年的一场阿森纳做客雷丁的比赛中，尼克感叹道，“英格兰南部中产阶级白人英国男女是地球上最没文化根基的生物”，他们竟“宁可归属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社群”。这种想法并非是对英国南部居民的苛责和讽刺，而是暗示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不同文化身份群体间的交融。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说着拗口牙买加方言的年轻伦敦白人男女、有着公学教育背景的朋克摇滚乐迷、宣称自己祖父母来自利物浦或伯明翰的汉普夏郡的姑娘们、喜欢爱尔兰叛逆歌曲的赫特福德郡乐迷、那些身在伦敦却心在罗马的英格兰亲欧派……他们的存在就是这种交融的例子。这些例子不仅体现了不同社群间的融合，也显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织与友好。

11月22日，在卡塔尔世界杯比赛中，波兰队球员基维奥尔（左一）与墨西哥队球员埃克托尔·莫雷诺（左二）在比赛中争顶。新华社发

尼克因此开始思考二战后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在他看来，当时年轻一代正处于战后文化的真空期，传统的社会观念与文化秩序日渐式微。因此，一些人不得不迅速地从其他文化中摄取一些新的元素，收为己用。但是，尼克并不看好这种“临时抱佛脚”式的文化身份自我设定。在他看来，可以真正维系整个社群运作的重要动力来自足球。正如尼克所说，虽然人们支持的球队各不相同，甚至敌对，但“足球本质上终归是一项可以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兴趣爱好”。人们聚集在温布利球场，为英格兰队加油助威，“享受着自由，远离俱乐部足球所带来的无尽责任和痛楚”。即便尼克依旧认为英格兰足球队不是他的“主队”，但这并不影响他与千千万万英格兰球迷一齐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助威。同时，尼克也委婉地指出，足球在社群建构方面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超越国家的界线。他以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中朝鲜队与葡萄牙队一役为例暗示了这一点。在这场比赛中，不论哪队取得进球，古迪逊公园球场内三万多名中立的利物浦球迷都会激动地鼓掌欢呼，仿佛是自家主队进球似的。

通过这本小说，我们不难看出足球之于主人公的意义。它使尼克感受亲情，认识自身，了解社会。它曾带给他欢乐、惊喜和荣耀，也曾使他闷闷不乐，怒气冲冲。对于作者以及广大读者而言，相对于比赛的胜负结果，足球运动所展现的多重文化意义显然更加重要。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4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