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谢婷等:国外体育旅游研究态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原标题:笔谈 | 谢婷等:国外体育旅游研究态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后,体育旅游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一方面表现在相关学术文献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例如1966年国际体育运动理事会召开的“体育与旅游”国际会议、2001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与国际奥委会主办的首届体育与旅游国际会议等。最初,旅游学者们对体育旅游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全球大型体育赛事,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高尔夫、网球、滑雪等运动项目在度假区蓬勃发展,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也随之拓展。在此基础上,对于体育旅游的分类也有诸多探索,如Gibson的体育旅游三分类法:参与型体育旅游(active-basedsporttourism)、赛事型体育旅游(event-basedsporttourism)和怀旧型体育旅游(nostalgia-basedsporttourism),Gammon的二分法:参与竞技体育活动和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等。
近20年,更多研究主题进入了研究者视野,但基础理论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依然是学者们关注和呼吁的重点。Gammon对以体育活动为首要目的的“体育旅游”(sportstourism)和在旅游中顺便进行体育活动的“旅游体育”(tourismsport)进行了区分;Beedie将探险体育旅游分为水肺潜水、索降(rappelling)①、滑翔伞等“硬探险”(hardadventure)和徒步、露营等“软探险”(softadventure)。除了对基本概念和分类的讨论之外,学者们在理论框架的建立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Getz的事件旅游生涯框架(eventtravelcareerframework)②,Houge的冒险体育旅游与幸福感概念模型③、Ito的体育旅游附加旅游活动概念框架④等。但是体育旅游的理论研究依然任重道远,Weed等在2005年提出的“砖厂中的混乱”(chaosinthebrickyard)说法被广为转述,他认为体育旅游的研究不应该是在一堆砖块上再去扔砖头,而是要建造一座知识的大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研究者们不仅仅是将现有的其他理论放置于体育旅游案例中进行“适用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追本溯源,探索体育旅游的本质和规律,为新理论的搭建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Gibson的体育旅游三分法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体育旅游研究的发展态势和可拓展领域。
一、对参与型体育旅游研究的关注点为体育旅游者的动机、活动空间和行为特征,以及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第一,体育旅游动机受到广泛关注。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动机分类外,研究者们更进一步对于不同群体的动机进行了对比分析,尤其是对技能更加娴熟的高级运动者和入门不久初级运动者的对比,例如高水平滑雪者的动机主要是刺激和自尊,他们在目的地选择上也非常关注雪道的挑战性,而初级和中级滑雪者更加关注社交,在目的地选择上对住宿类型和价格更加敏感。与性别相关的动机研究也并不鲜见,男性对冒险机会更多的参与式体育旅游兴趣很大,女性则偏向于文化类的体育遗产旅游。
第二,体育旅游的发生空间广泛多样。除了各种各样的户外自然型体育旅游目的地外,度假区、邮轮、温泉水疗中心、酒店等都是体育旅游的产生地:度假区有滑雪、高尔夫球、游泳等活动;邮轮上会提供有氧运动、水疗,甚至有的邮轮还有18洞的迷你高尔夫球场;酒店有内部慢跑小道、网球场,德国健身和健康协会为此类健康酒店提供认证。
第三,参与型体育旅游者的行为特征明显。研究者发现,以潜水、骑马、攀岩、滑雪等为主要目标的体育旅游者,他们选择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是有趣和刺激,所以如果选择其他旅游活动作为行程的补充,他们对选择“在历史景点徒步”的倾向会高于“观看历史景点”;类似地,相对于露天音乐会、主题公园游览、城市一日游等,马拉松跑者对官方组织的跑者聚会会更感兴趣。
第四,体育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全球变暖和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已经对体育旅游发展造成了影响。学者们发现,一个现实“悖论”是冰雪运动可能会影响目的地环境,反而会使得冰雪运动难以为继;高耗水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受到缺水的影响。此外,在自然环境下的体育活动可能会破坏动植物的正常生活,这些都对体育目的地的活动管理和环境保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对赛事型体育旅游研究的关注点为赛事影响、赛事目的地以及赛事参与者
第一,体育赛事的经济和非经济影响都有待探索。有学者提出,赛事的经济效益往往会被夸大;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因为不易衡量,赛事的非经济影响(如提升当地生活品质、自豪感、爱国热情)显然被低估了。
第二,“赛事依恋”并不简单等同于“地方依恋”。虽然多数学者都认同更高的体验满意度可能会产生更深的地方依恋,而地方依恋对于固定的赛事举办地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可以吸引参与者多频次的造访。但是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对于赛事的依恋(eventattachment)并不一定会转移成为对于举办城市的依恋,也就是说,赛事型体育旅游者对赛事的依恋程度高于对举办地的,他们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比赛现场,而对于目的地城市本身关注较少。当体育旅游者越倾向于某一项活动时,其活动替代可能性越低,但是空间替代可能性则越高,这对于赛事目的地组织者如何持续吸引游客带来了很大考验。
第三,赛事旅游者的概念范畴界定。一般的看法是离开常住地前往赛事目的地观看赛事的观众属于赛事旅游者,但这个提法也受到了挑战。比如有学者提出,运动员是不是也该被视为体育旅游者?研究发现,很多比赛运动员到了新的目的地都会去参加一些非体育类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产生了一种“游览平衡”(tourbalance)——运动员偶尔也需要从高强度的常规训练和高要求的比赛成绩中抽离出来,通过短暂的游览活动获得身心平衡,避免高度紧张产生的倦怠。
三、对文化型体育旅游研究的关注点为体育遗产的内涵、特点和开发模式
第一,体育遗产的内涵和特点是热点研究问题。Ramshaw等将体育遗产分为4种类型①:(1)有形不可移动体育遗产(如运动场);(2)有形可移动体育遗产(如运动员);(3)无形体育遗产(如歌曲、口号、运动规则);(4)其他商品和服务(如服装、纪念品)。有形的不可移动遗产主要是指各种体育建筑,而且这种“遗产”和通常所理解的其他的文化遗产在年代感上有“时间反差”——在体育遗产中,很多年代并不久远的建筑也会成为“遗产”,比如奥运会过后,比赛场馆就会成为奥运遗产(哪怕场馆是因奥运会而新建的)。同样的“时间反差”也会出现在运动员对于体育旅游的意义上,物质型的文化遗产一般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更加珍贵,但对于大多数体育旅游参观者而言,他们更加喜欢当下的、正当红的体育明星,而以往的运动员则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对游客的吸引力。
第二,运动员的参与赋予了不可移动资源更强大的体育文化内涵表达力。不可移动的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包括奥林匹克体育博物馆、专题体育博物馆、体育俱乐部博物馆、名人堂、体育馆、现代体育场馆、体育公园等类型,运动员对于这些场所的激活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运动员对于游客能产生独特而真实的吸引力,带给游客更多亲切感。例如运动员能为游客做更加生动和专业的体育技能或者体育文化讲解,游客也希望看到运动员的竞技表演或者得到运动员的签名和合照,在西印度群岛就有退役的知名板球运动员参与体育旅游开发。
四、对我国体育旅游研究的启示
纵观国外体育旅游的研究,对于我国未来的体育研究方面产生了诸多启示。在重视体育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可采用更加多样的手段丰富和深化问题研究。从目前的国外研究文献来看,除了问卷、调查访谈等常见研究方法之外,研究者们还尝试用照片摄影的方式研究马拉松运动员的场所依恋、用碳足迹的方法研究滑雪运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在体育旅游领域开发了怀旧量表(nostalgiascaleforsporttourism),建立了针对户外运动环境的户外旅游评估矩阵(outdoortourismassessmentmatrix)等。即便如此,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我们探索。
从研究方法和手段上:(1)基于生命周期开展纵向追踪研究。虽然已经有多项研究针对不同年龄的体育旅游者偏好进行横截面数据的对比分析,但是这类研究也被质疑解释的是“年龄差异”,而不是反映了“年龄变化”。针对群体或个体的时间序列纵向追踪式研究还很罕见,对于持续参加运动的旅游者而言,随着运动水平的提高,他们“娱乐专业化”(recreationspecialization)的特点会逐渐显现,其行为模式(如运动设备购买、参与频率等)都会有显著变化——这一点和一般的观光游客有很大区别,针对时序数据的分析有可能会带来更深入的发现。(2)将更加具有“体育特征”的数据运用于体育旅游分析。创新的技术方式会带来新的研究数据,如VR、AR等新技术带来的宛如亲临现场的沉浸式、交互式观赛体验,穿戴式人体检测设备能捕捉运动者姿势、动作、速度、呼吸、心率等信息,这些数据与旅游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等进行叠加,将有可能呈现出更加有趣甚至“意外”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主题上:(1)体育旅游目的地管理。在体育旅游的实证研究上,大多数文献是基于游客需求的视角。相对而言,基于目的地供给视角的文献较少,有待出现更多以高质量体育旅游产品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研究。此外,体育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管理、赛事举办地的居民感知和态度等都有很大探索空间。(2)中国特色体育旅游产品的发掘和打造。更多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以通过体育旅游焕发新的生命力,例如太极拳、武术、气功、中国式摔跤以及中国棋类活动等,这些产品的开发不仅能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跨文化交流,也是体育旅游以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切实实践。(3)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体育旅游发展。消费升级、政策红利的推动促使体育旅游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而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也使得体育旅游的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群众的健康意识和户外游憩需求进一步增强,线上技术的进步也推进了场馆预订、体质监测、运动分析等服务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体育旅游如何谋势而动,以变应变,让“体育+旅游”成为健康生活新常态更加值得思考。(4)体育、旅游及其他多部门的相关利益者合作。体育旅游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协调合作问题在国外文献中也是讨论的热点,尤其是从2009年以来,这一主题的研究明显增加。预计今后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角度及策略、体育旅游各方协同合作案例、大型赛事与旅游的协同发展等问题依然会是长期的研究热点。(5)体育旅游者的感知和行为。“怀旧感”和“地方感”都是体育遗产研究中的常见议题,研究已经发现,游客基于赛事的怀旧和基于目的地环境的怀旧是有区别的,对赛事的依恋也不等于对目的地的依恋;此外,积极心理学中“幸福感”也被用于分析探险旅游者的出行动机,这些不同感知产生的原因及特点还需继续探索。分群组的游客行为会有很大差异,如不同性别、家庭和个人、不同运动水平等,除了可以从传统的满意度、忠诚度等角度进行分析外,有待于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来挖掘出更新的变量和角度,丰富体育旅游的研究体系。
体育旅游的发展是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基于新客群、新需求、新产品,体旅融合将愈发受到重视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的发展也将带动学术研究的演进,中国的体育旅游研究将会呈现出更加创新性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谢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副教授;路娜,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
谢婷,路娜.国外体育旅游研究态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旅游学刊,2022,37(01):8-10.
责任编辑 || 吴巧红
责任校对 || 宋志伟
技术编辑 || 郭秋琪
图片来源 || 吴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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