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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方梦之与应用翻译学

杏彩体育2年前 (2023-03-22)羽毛球资讯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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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佟颖(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方梦之,1935年生,浙江嵊县人。上海大学教授,翻译家。1957年毕业于大连外语专科学校(今辽宁师范大学)。早年从事科技信息的翻译、研究和编辑工作,1978年转任教职。创办《上海翻译》杂志并长期任主编,2014年起任名誉主编,国际生态翻译研究会学刊顾问。曾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中国译协理事。倡导中国应用翻译研究,出版《中国译学大辞典》等编、译、著45种,发文210余篇。先后获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上海市外文学会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终身成就奖。

方梦之(右前)与应用翻译界同人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小黄,你好,我是方梦之。你今天发言的文章能给我们《上海科技翻译》吗?”一位长者来到跟前,说“黄”字时带有“Wang”音!时间:1991年4月,地点:无锡太湖边。

“谢谢方先生。可文章已被《中国科技翻译》约了,这是我硕士论文的一章,我再从中拆一篇给您,可以吗?”后生赶紧答道。他硕士毕业仅半年有余,首次与会,就受到学界前辈约稿,顿时受宠若惊。

先生和颜悦色道:“先发来看看。”第二年,所约论文顺利刊出。无形中,先生的平易与垂爱为我这个译学研究的后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多语的种子

1944年秋,日占时期的上海,小学生方梦之被迫学了一年日语,日本投降后又改学英语。为学好英语,父亲让正读初三的他寒暑假去表哥家补习。在这里,他读原版著作,接受一对一辅导。1951年,方梦之考入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保送为大连外语专科学校的调干生,后因品学兼优被留校,读助教进修班,又经历了两年俄籍教师原版教材密集授课的“洗礼”,几乎读遍了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俄苏名家的名作。

对语言的浓烈兴趣,他与生俱来。他曾回忆道,“只要有闲隙,弯弯曲曲的外文字母就会像‘寄生虫’一样爬上我的心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至山东一家厂矿企业。此前苦心孤诣学了三年多的俄语仍“纠扰”于他的梦际,挥之不去。休息日,他常到大明湖畔山东省图书馆读外文报刊。所学语种与时俱增,“文革”期间自学德语;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每周利用业余时间去南京工学院听两三次日语课,还曾译校过日文专业文献。

对翻译家而言,双语就是“双枪”。儿时的国文课上,他默写,朗读,五言或七言短诗更是反复诵读,受到了基本审美熏陶。稍大些,父亲为他订购了四大名著,他还自购《少年维特之烦恼》《大众哲学》,甚至是《少年机电工程师》等。兴之所至,不分文理,书读多了,也就萌发了创作欲。1959年他在《前哨》发表了处女作《我的苏联老师》,感恩外教;《矿区晨歌》1964年刊于《雨花》。“文革”中,他阅读外文科技报刊简报,捕捉到苏联科研机构受体制变化影响有转型的迹象,遂写长文《“苏修”科学技术的衰落》。

图片由作者提供

翻译意识萌芽

小学时,做生意的父亲常督促他练习珠算。初中起,方梦之先是喜欢观察思考生物,后来迷恋上了组装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三年中专,他理论与实践并重,学过铸造、钳工、刨床、钻床等,又下厂实习,“血液里淌着工匠的基因,乐于触摸机器”。

读大连外专时,学校专设“工业俄语”课程。方梦之的翻译意识也正是萌芽于那个时代。大连外专的翻译教学颇具特色:老师常身带一卷纸,每张一例,挂在黑板中央,汉俄语上下对应。老师逐词逐句讲解,两堂课讲解一种译法,理明义精,诱导他不断领悟翻译的真谛。

1957年年末,俄语助教进修班停办,方梦之遂以中专时所学专业分至济南,任省供销合作总社所属加工厂技术员、负责锅炉运行和全厂机械设备维修保养,用非所学。1958年年初,他被“委以重任”——筹建炼铁车间,三层楼高的小高炉拔地而起,全由他一人设计组建!业余除读书之外,他还爱手脑并用,摆弄器物,敲煤油炉,打柜子,修家具,既充实生活,又保持了与科技的接触。

双语能力奠定了基础,科技爱好为其科技翻译插上了翅膀。到济南工作后,出身于自行车生产经营之家的方梦之不经意间发现了俄文版《双座自行车》,试译几页投给人民体育出版社,竟被接受发表。1959年译著面世,这时方梦之年方24岁!在大连造船厂同窗的协助下,他又译了《船用蒸汽锅炉的自动控制》,仅隔一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工厂劳动之余,翻译给了他精神慰藉。20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机械制造文摘(动力分册)》译校文稿,每月万字左右。校译稿都出自他所在矿山锅炉旁的汽包房,大炉间既是工作间,也是翻译室。左边放着词典,右边摊着稿件,“噗——噗——噗”的蒸汽冲水声仿佛是他沉潜译事的伴奏。两种转换一并进行:锅炉房在能量转换,他在语际转换。嘈杂的环境练就了他心态平衡、思绪稳定的功夫,锅炉房成其避俗遁世之所;所译与所学契合,他诗意地栖居着,翻了数十万字的科技资料。

1964年,矿山领导问他是享受政策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还是按专业特长调入江苏省冶金研究所做专职译员。他志在事业,不图安逸,未多加考虑,就选择了南京。一到任,他便扎进梦寐以求的文字海洋,尽情“啃噬”,犹如老鼠入了米缸。

三年工科基础,四年外语科班,六年工矿摸爬滚打,汉译英、德、俄三语文献近百万字,刚一转为职业翻译,他就成了能手:任《冶金动态》季刊编辑,常为重要科研项目做定题咨询服务,收集、翻译、研究和整理情报,摘译、编译文献,还定期做英、俄、日、德等多语多国文献专题综述。1975年,参加广交会的英译;1976年,应邀编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金属材料实用手册》的“进口钢材”部分。他下足编辑功夫,对国外信息去粗取精,颠倒附益,归纳调整,突出重点,注释背景,译稿几无翻译痕迹。当下国内最需要的外译与变译,他都践行过。201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年浸润在科学研究的氛围中,翻译实践经验寸积尺累,科技新知日有所进,科学思维潜移默化,科研方法耳濡目染,创新思辨涌动于心。”

著名学者王佐良给方梦之的信图片由作者提供

走向应用译学

学人必具理论素养。读中专时,方梦之上过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制造工艺学等理工基础课,兼及部分大学课程。他对速算法情有独钟,曾撰文投刊,虽无回音,独立专题研究却由此而发轫。上大学时,多数人认为俄语语法枯燥难懂,20岁的方梦之却因三轮语法学习而悟到理论课的理趣。他进一步研究,滋生了初窥堂奥之感。读助教班期间,他忙里偷闲泡图书馆,翻阅《文艺报》《文史哲》《文艺评论》等报刊,还与同好发起文艺理论学习小组,两周讨论一次。

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领域的开拓始于汉外对比与教学。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开始系统引进,方梦之以之为理论基础,凭借着多语功底与丰富的互译实践,本能地对比汉外语,见其异同,得出规律,进而深入理解翻译的实质与原则;领悟翻译真谛之后,他开始由微观进入宏观译论研究与译才培养。寸积尺累的翻译经验使他明白实践可充实教学,使理论引证更为自然,也可验证翻译理论。

“科研的思想和方法确已流淌在我的血液中。”面对应用译学研究,方梦之是一步步迈进而迈近的:从语言到科技、从科技到应用、从应用到理论。他发现用语言科学认识译论,分析实践,许多具体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特别有助于翻译方法和转换层面的研究,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主旋律下学界的主要论题之一,也是他跻身译学研究前沿的敲门砖。而科技翻译涉及科技文体,又成其最佳切入点。1989年他推出了首部学术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反响良好,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教授称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肯定该书是1983—1992年“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可以说,这本书的问世突破了当时国内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瓶颈,使该领域研究在中国大地破土;1998年该书又全面修订为《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应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入世”,各类应用文体翻译层出不穷,科技翻译难以概而统之,方梦之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变化,以文体为切入点,出版了系列文集、教材和专著,致力于建立应用翻译学。浙江大学郭建中教授称他为“中国当代译学发展的先行者、推动者和建设者”。他立足中国实际,用热切且冷静的目光注视着新思想、新成果,用理性的省思诠释着古今中外的译学观、哲学观和话语体系,突破了霍尔姆斯翻译学谱系图对译学的界定,明确提出“应用翻译学”这一学科,搭建了中国译学体系和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他的研究反映出纵横时空的二维进路和一分为三的“用中”思想。其中,三分法是方梦之翻译思想的独特之处,以“一体三环”论和“宏—中—微”论最为典型。

“一体三环”论中的“一体”指翻译的本体,包括翻译原理、策略、技巧和翻译史,“一环”是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二环”囊括翻译相关的交叉学科,“三环”指文化与翻译技术。苏州大学王宏教授认为“一体三环”论指明译学本体,以区别于其他学科,三分法切分出译学相关学科,彰显学科间的关系及其对译学研究的作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蓝红军教授发现“三环勾勒了多学科途径翻译研究所构成的内外结合的译学体系”。江南大学包通法教授指出“一体三环论是现当代哲学有关本体论、知识论的认识属性和知性构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创化”。

“宏—中—微”论是应用翻译理论的框架,摆脱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极具创新性。在方梦之眼里,应用翻译研究尤重“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原理,而中观研究便是“顺木之天”的途径,它勾连起宏观译论与微观技巧。合肥工业大学韩江洪教授指出:中观层面的引入“不只是简单的术语的更迭,更是传统翻译方法研究在性质上发生的嬗变”,因为宏观理论关注应用翻译三原则和翻译活动三要素,将翻译主体(人)和客体(文本)统揽整合,使传统译论“落地”,使微观技巧研究“升天”,强调翻译的社会性,指明其个性化。中观聚焦翻译策略,涉及策略三要素和策略三元图,自上可由理论推演而得,自下可由翻译实践经验范畴化和集约化而出。微观探究语法、修辞和逻辑间的三位一体关系,将翻译技巧纳入理论范畴,深化了对技巧的认知。方梦之以实践证明“宏观理论需要中观理论的过渡才能向实践靠近,中观理论又是下层理论的媒介,微观理论对上层理论有反馈作用。三层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现了翻译之“道”“技”“艺”的融会贯通。

1955年,方梦之(左三)与同学、外教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传播应用译学

方梦之以《科技英语实用文体》为应用翻译学奠了基,促进了翻译学的创建。同时,他又以各种身份推动着翻译学发展。身为教师,方梦之培养了一批批应用翻译人才和译论研究者。1978年,他进入上海工业大学,任大学英语教师,偶尔代代俄语课。80年代初,他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翻译课。此时,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大行其道,方梦之以广博开阔的思想触角,吸收各派思想精华,重新思考翻译教学,成为国内较早研究语言对比与翻译技巧者,理论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明显提升。方梦之不仅言传身教,将专职翻译之心得倾囊相授给学生,还将教学实践和理论学习所获编成教材,泽被其他院校的师生与后辈。自1992年出版《从CET-4到专业阅读》以来,已有10余套教材面世。每本教材的编写都秉承科学实用的原则,体例新颖、编排灵活,适用于教学与自学,成为众多高校相关专业教材的“标配”。

身为主编,他以《上海翻译》为平台,为研究者提供交流机会。1986年,《上海科技翻译》创刊伊始,方梦之被委任为副主编(实为常务主编)。大学时代主持办校报,后来在南京办科技信息期刊,练就了他过硬的编辑能力;他养成了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精神,任《上海科技翻译》主编期间更是将其光大。他始终立于学术前沿,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新思想,锚定学科发展的方向。2005年,刊物更名为《上海翻译》,栏目也顺时而变,因势而优,但办刊初衷与宗旨一直未变——瞄准应用翻译。他一贯主张且践行着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的办刊思想,保持刊物的学术性、应用性和可读性,坚持翻译、期刊和出版三界联动,推动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助力本土翻译理论的构建与传播。2013年,方梦之将这一学术平台的接力棒稳步交给复旦大学何刚强教授,现又传给了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

身为活动家,他多次组织召开会议,掀起国内应用翻译研究热潮。1985年年初,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成立,方梦之担任学会领导,多次组织与参加全国翻译学术会议。在他的号召与组织下,全国举办了20余届大型应用翻译学术研讨会,正如中南大学贾文波教授所言:这些会议起到了“凝聚共识、壮大队伍、稳定方向、推陈出新、繁荣学术的重大作用”。另外,《上海翻译》编辑部还先后与国内外有关单位举办各种学术活动、翻译比赛、全国翻译教师暑期研习班等,以文会友,以会构建团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为译学建设贡献了力量。

身为辞典编撰者,方梦之促进了译学研究规范化,为确立翻译学的独立地位做出了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以译学发展为背景,参与、主编辞书7部,其中1991年版《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以人为主线,梳理中国科技翻译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科技翻译家辞典。2004年出版的《译学辞典》,根据术语的单义性、简明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整编,备受初涉译事的同行青睐,被多所院校列入考研参考书目。20世纪末,国外译论大量引入,新理踵出,新术语纷繁,业内人士应接不暇,且往往一头雾水,该辞典应需而出,将翻译术语搜罗殆尽,整理条陈,以助读者接收、理解、消化和接受。而2011年出版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专注“中国”,以“一体三环”为编撰基础和原则,突出学术性和史料性。2019年推出的《翻译学辞典》则与时俱进,收录很多新世纪发展较快的领域的新词,大小适中,繁简适宜,面向初入译学殿堂的读者。上述系列译学辞典的编撰充分展现了编者的胸中丘壑,既着眼当下起步,又瞄准未来远景,既务实,又有理论高度,助推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方梦之如同一粒种子,在中国应用翻译这片土地上萌芽、秀穗、成长;同时,他又是一位播种者,拓荒、耕耘、呵护幼苗。即至今日,中国应用翻译学沃土繁花,硕果满枝。

学人忆往

“大跃进”的飓风刮过后,全国星罗棋布的小高炉偃旗息鼓。因缘际会,我入职矿山。这是一个露天白云石矿,分两部分:总部和矿区。总部在长江边上,有行政楼、机修车间、碎石车间、专用码头、仓库和职工宿舍等设施。矿区离长江约3公里,是地势较高的宁镇山脉的余脉,山高约百米,植被浅薄,便于露天开采。

我初时在总务科打杂:挨家挨户抄电表、卖饭票、刻蜡纸油印(相当于现在打印文件),发薪日为财务员“保驾护航”,骑三轮到镇上银行提取麻袋装的现金。总之,人无定岗,终日碌碌,今日不知明日事。终于,有一天人事突然通知我到离总部3公里的采矿区烧大炉。锅炉属特种设备,按规定,操作工人需经劳动局培训并考取执照,我中专学的是锅炉制造,属于免考人员,调动或许也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满脑子“螺丝钉”精神,守分安命,顺时听天,当然随时听候调遣。不过我学的是电站锅炉,与即将面对的生活锅炉——俗称炮仗锅炉(因其形状而得名),大相径庭。这种锅炉是立式的,3米多高,原理简单,仪表和辅助设备极少,一目了然。我虽没有操作经验,但胸有成竹。

矿区离“山下”总部工会阅览室较远,为方便矿工借阅图书,矿区设图书借阅处。筒子楼宿舍一般四人一室,我与室友两人的房间兼做阅览室,室内有一个大书架和一张阅览桌,藏书多为文艺类图书,由室友负责,每星期开放三次。阅览室人来人往,是信息汇集之地,工友们喜欢到这里交流,既谈矿里的家长里短,也论读书心得。

人们对烧大炉的印象是又黑又脏活又重,我在矿山操此营生却颇感舒展。铁锹与笔杆兼握,劳作与文思交融,于人生萧瑟中呈现出孤清不群的意态。在空灵辽阔的矿山中,这可说是最适合我的岗位。炉边译写、炉边学习成了我走出低谷的一个阶梯。

锅炉房位于生活区北端拐角之一隅,与浴室和开水房连成一体,除了工作日定时洗澡及打开水,平时人迹罕至。翻译需要僻静,需要独处。对我来说,大炉间既是工作间,也是翻译室。

锅炉房分内外两间。外间正中,高大的立式锅炉迎面矗立,里间有钢架把一个直径1米、长3米的供开水的汽包托向房顶,另一边靠墙放着工作台,也是我的写字台。工作台有两个抽屉:一个放螺丝刀、扳手之类的工具,另一个放我的稿子、书籍和文具。

每日劳作是间歇性的,很有规律。就像学校上课那样,甚至可以准确到分。60年代初,我经同学介绍,给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机械制造文摘(动力分册)》(第八分册)译校文稿,每月万字。时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力维艰,工薪微薄,这稿费无异于雪中送炭,为小家庭聊补不足。诚然,更重要的是翻译给了我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慰藉感。校译稿都出自锅炉旁的汽包房内。汽包房毕竟不是为读书写字设计的,高敞而昏暗,北墙上方开一溜小窗,虚弱的光线照亮汽包,照不到工作台,白天也得开灯。我一边放着词典,摊开稿子,对着原稿,时而疾笔奋书,时而冥心钩考,所译与所学专业相当,句比字栉,甚少语阻。

对着熠熠燃烧的炉膛舞锹添煤,干煤遇烈火,在鼓风机的助力下,火借氧威,炉膛中火星飞溅,火苗升腾,熊熊地直冲炉壁。有时,添煤后关炉门不及,炉膛的火苗贴着炉门外壁蹿出,一阵热浪扑面。随之,炉温提高,蒸汽压上升。这就是我一天中不足两小时的烧大炉的工作状态。此外,少不了运煤、出灰、清炉、放气、补水等辅助工作,以及开水房、浴室保洁等。工作顺序和心态在于自身的控制和调节,烧炉时,专心操作,一心不二用。在给浴室水池或汽包送汽时,伴着蒸汽冲水“噗噗噗”的击拍声。有节奏的音响并不妨碍凝思默虑,仍可沉潜于译事。在嘈杂的环境中,我似乎练就了心态平衡、思绪稳定的功夫。

锅炉房既是煤的化学能转化为蒸汽热能之地,也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之所。火、汽、水在这里交互,知识、思想、语言在这里碰撞。锅炉房成了我避俗遁世之所,既是劳作之地,也是阅读、翻译、备课之所。领导和同侪足迹罕至,任我独占一处。我手脑并用,锻炼了体力,增进了知识,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翻译。两年多后,由此走上了专业翻译的岗位。

——摘编自方梦之《译林碎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2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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