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我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研究结论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要素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和外部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急剧增加的背景下，要素投入、要素协同、资本对劳动、资源要素替代等传统动力机制对制造业增长的驱动作用式微。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化被政府工作者认为是制造业扭转“大而不强”质量认知和转变“制造大国”为“智造强国”的新引擎。

“数字化－TFP悖论”、制造业“数字化绩效陷阱”、数字贸易壁垒、“数字鸿沟”等问题的提出，让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驱动效果备受质疑。故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数字化是否为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数字化如何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出发，构建基于“规模－结构”“内循环－外循环”四维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的数字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其次，采用文本挖掘分析的方法精准测度制造企业数字化程度和分析其发展特征；

再次，利用相关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对制造业的绩效提升效应、技术创新赋能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基础上总结重要结论，并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重要结论凝练如下：首先，数字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发现：

结构改善被认为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以产值比重、劳动力比重为内容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局限性凸显。以技术创新引致产业内结构升级转向全球价值链升级是现阶段制造业结构改善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的发展逻辑也发生了改变，由注重规模发展向注重产品质量发展转变、由模仿发展向自主创新发展转变、从封闭块状价值链向开放的价值网络转型，则制造业发展理论需要更新适配。

本文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高效率、强创新、国际价值地位高和内外协调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体系“规模－结构”两个维度拓展到“规模－结构”“外循环－内循环”四个维度。

数字化通过促进制造业改进产品品质、提升绩效水平；其次，制造业数字化程度测度与特征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正在形成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企业运营为支撑，以重塑商业模式为核心的转型态势，仍然存在着总体转型水平不高、转型不够深入和非均衡发展差距扩大的困境。具体而言：

数字化总指数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从二〇一一年发展到二〇一九年增长了2倍。从数字化总指数的结构构成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和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创新是样本期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体现，大数据技术和云技术运用是其次发展的，而区块链技术的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

从区域结构层面来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特征和多极分化、差距拉大发展趋势。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与平均值差距在持续扩大，东部地区虽然有总量优势，但其内部差距扩大趋势最为严峻，表现出来了均衡劣势。

从行业结构层面来看，样本期内各制造行业数字化水平均显著提升，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数字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955、1.034和1.332，高技术产业走在数字化转型前列。具体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文教、工美、体育及娱乐用品制造业三者的数字化指数最高，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行业中坚力量。

医药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皮革、毛皮、羽毛和制鞋业三者在数字化转型中排名靠后，转型较慢。=从不同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最高、外资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整体呈现出数字化转型的追赶之势。再次，数字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可以显著提升绩效水平。

且内部控制水平改进、信息不对称环境改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销售成本、管理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节约等机制是其实际路径机制。制造企业数字化使总资产利润率平均提高0.86%，使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2.78%，使营业利润率平均提高1.18%，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深入，制造业绩效提升的弹性系数大幅增加。

西部制造业数字化绩效提升效应对东部产生了“追赶效应”，而中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提升效应不显著，表现为“中部塌方”。高端和低端制造的大部分行业产生更为积极的转型绩效提升效果，而中端制造的大部分行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绩效的抑制效应或者不显著。

民营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绩效提升效果大于国有制造企业，而外资制造企业数字化绩效提升效果在统计上不显著。在规模门槛检验中发现，大规模制造企业能产生正向的数字化转型绩效提升效应，而小规模制造企业产生负向的数字化转型绩效提升效应，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之间绩效加倍分化，“数字鸿沟”显现出来。

小规模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突围之路可能在于产业集群内网络化协作。从次，数字化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可以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且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融资成本降低、动态能力提高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机制是其实际路径机制。

数字化对制造业TFP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增长效应，不支持生产率悖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创新产出水平平均提高4.25%，使渐进式创新产出水平平均提高4.44%，使颠覆式创新产出水平平均提高2.42%，且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制造业数字化的创新效应的弹性系数大幅增加。

数字化的创新赋能效应主要由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作用不显著，而区块链技术产生抑制作用。专用型人力资本并未产生中介效应、政府研发补贴对颠覆式创新产生“挤出效应”，科研人员投入、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有效性有待加强。

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化过程存在地区、所有制、行业和市场结构的非均衡性。东部制造业能够获得创新赋能效应，并主要通过渐进式创新路径获得，而中西部制造业数字化的创新赋能效应并不显著，中西部制造业创新与东部差距扩大，产生“数字鸿沟”。

高端制造行业的创新效应十分显著，中端和低端制造业部分行业显著，这种显著性在渐进式创新方面得到加强，但在颠覆式创新方面表现式微。仪器仪表制造业数字化程度最高，却未获得数字化战略的积极创新效应。国企和民企的数字化创新赋能效应均显著。

在渐进式创新方面国企数字化效果大于民企，而在颠覆式创新方面民企数字化效果大于国企。市场结构表现出抑制的调节效应，降低制造业行业集中度，将促进制造业打破的渐进式创新的路径依赖，转向颠覆式创新。在规模门槛检验中发现，不同规模制造企业均能产生正向的数字化转型创新赋能效应，但在颠覆式创新方面，居中规模制造企业中不容易获得此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