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一生与足球为伴的李元魁先生

8月12日，著名评论员詹俊在微博上发布消息：“李导走了。在家里睡梦中走的⋯⋯愿天堂里您也笑口常开，总有足球陪伴⋯⋯”李元魁指导去世，享年87岁。从球员到教练再到解说员，他的人生从未与足球分开。《足球周刊》曾在2013年11月第603期对李元魁指导做过特别报道，重新发布于此，以为纪念。

耄耋之魁 文/孟繁达

2013年11月7日清晨，当结束欧冠解说的李元魁指导走进北京南站时，目送他进站的著名评论员詹俊正在写下这样一条微博：“打车到南站送走了李导。八十岁的他可以留在天津享受天伦之乐，却坚持每隔两周坐火车出来和我一起熬夜解说欧冠。这可是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匈牙利的国脚，亲眼目睹过传奇的普斯卡斯踢球。谢谢足球让我们拥有一位忘年交，一位优秀的解说嘉宾一位值得致敬的长者。”时至今日，在这条微博之下显现的是近1500条转发、1000余次评论和点赞。

还有4个月，李老就要迎来80大寿，而最近他主抓的一件大事，就是戒烟。今年6月4日，李老做了胆摘除手术，医生是他的球迷，遂特意劝李老趁着治病把烟戒了。两个月后，当李老结束英超第1轮的解说、路过天津电视台的吸烟区时，本想抽一根的他最终忍住了，而这一忍就坚持到现在。李老笑言：“医生说把烟戒了还能再多说几年比赛，我高兴啊，一辈子没离开足球这东西。”

〇 光辉岁月

鲜为人知的是，李老在匈牙利期间用一年的津贴费买了一台照相机，拍下了很多珍贵照片。不过在三年困难时期，李元魁的大儿子出生，他就在郊区用那台相机换了100个鸡蛋。如今，就连相册也因为几次搬家弄丢了，但那些场景仍然存在于李老的记忆中。不久前这个深秋的下午，李老就带着笔者回到了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1953年10月10日，19岁的北京小伙李元魁随国字号集训队“中央体训班”落户天津。那天，因为抵达天津时已是深夜，李元魁就与队友在民园大楼旁边重庆道100号(现重庆道64号龚心湛旧居)的楼道里将就了一晚。几天后，他被正式安排入驻至幸福里(现兴富里)，李老说，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一名“天津人”。

因为天气逐渐转凉，五大道以及周边场景的氛围也变得单一，但是李老依然兴致勃勃地回忆着60年前的一幕幕情景，不仅会饶有兴致地比划，还会在曾经的住处和单位留影纪念。这时，一名车夫走来，想拉上李老重游一番，而后者的话匣子也随即被打开。“五大道的一草一木，我比做旅游生意的人都了解。我大半辈子都待在天津，最后落叶归根，还是在天津。”也正是在来到天津的第二年，李元魁迎来了自己足球生涯的一个拐点，1954年8月，他成为中国第二批被派往匈牙利学习的球员之一，也因此亲眼见识了巨星普斯卡什和门神格罗希奇的球技。3年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黄中决定将国家白队下放天津出战全国联赛，李元魁也再度回到此地。当时，在这支日后于全运会、全国甲级联赛和全国足球锦标赛上共获五次冠军、五次亚军、五次季军的球队中，李元魁并非主力球员，而是因为擅长多个位置成为重要的轮换球员。后来，结束球员生涯的他成为天津队助教，并最终接替曾雪麟成为主教练。

文革结束后，李元魁曾代领天津队多次访问非洲大陆，这也为他于日后成为援外教练做好了铺垫。1978年，李元魁接替丛者余挂帅毛里塔尼亚，一段非洲之旅正式拉开帷幕。那时，客场与阿尔及利亚的非洲杯预选赛已经箭在弦上，但毛里塔尼亚方面却连飞往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的直飞机票都买不起，最后选择廉价机票、中转摩洛哥方才作罢。然而，原本想在卡萨布兰卡开开眼的李老却遇到了接踵而至的麻烦——他和翻译在机场被扣留，“恰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要访问摩洛哥，他们怕有损外交关系才放我们通行。”

虽然这段援外经历已经过去30余年，但李老对其中的很多细节仍然记忆深刻，无论是抵达时间、训练内容还是一段段小插曲。“我们周三到了阿尔及尔，周四下午适应训练。然后队长跟我说是明天晚上的比赛，当时我就急了，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你们在灯光球场踢过比赛吗？”结果，李老的担忧成为现实，毛里塔尼亚的守门员因为多次无法看清高空球，球队最终1比7败下阵来。当然，有趣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一次李老带队去塞内加尔，但球队乘坐的大巴车没有玻璃，他随即展开抗议，结果被批评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另外，李老曾申请国内援助几个训练球，但还没漂洋过海，球在船上就没了。李老说，近三年的援非经历就像是奇遇记，太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却意外地成为晚年的谈资。

〇 从新加坡到北京

因为所处时代原因，如今的球迷群体中没有多少人见过李老奋战在球场的英姿，他们熟知李元魁的名字，就是因为其解说员的身份。说到李老“触电”的开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在国家白队刚被调到天津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由王兆德一人解说足球比赛。而因为李元魁和刘荫培这两名球员是北京人，普通话标准，所以王兆德时常在二人打不上比赛的时候请他们轮流帮着评球。至于李老在解说行业真正的领路人，就是蒋群(和韩乔生是同时代的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没有他的邀请，我不可能走进电视这一行。”

从1997年开始，李老就和蒋群帮助香港卫视转播天津队在甲A的比赛，那时二人可谓“空中飞人”，几乎场场都是现场解说。而在这期间，李老又与ESPN的主播刘勇结识，遂自1999年开始与后者在新加坡搭档。不过，虽然顺利进入了这个行当，但一些困难和挫折也随之而来，令李老印象深刻的两次事故，也是发生在这个阶段。“记得有一场意甲比赛突然遭遇大雾，看不见球，旁边主持人还能一直在介绍背景资料，但我却哑口无言。还有一次解说英超，射门打在边网上，我说进了而且连说了三次，可慢镜头显示确实没进。这两次经历对我刺激很大。”正因如此，为了尽快提高自己在解说方面的技艺，李老开始了人生第二次下苦功(第一次是参加国际足联高级教练员培训班)——他表示自己的努力程度甚至超过了学生和球员时代：从不会上网的李老天天泡在公司请年轻人指导如何使用搜索引擎，还逐渐摸清了英超电视镜头的切换规律等等⋯⋯

2007年，李老选择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的解说生涯也迎来新纪元，“回国后我不再和任何媒体签书面合同，就是口头约定，能说一场是一场。”如今，李老除了每周会为天津球迷解说英超，也仍然会隔周到北京与老搭档詹俊一起解说欧冠。李老进入解说行业十余年来，虽然解说的地点、搭档总会市场变换，但他自ESPN时期养成的规律作息却从未改变，直至今日。

李老会在平常每天天亮前就起床，然后收听新闻，待到日出后，他会外出早餐和散步。而在比赛日前两天，李老开始准备解说资料，一般一场比赛的准备时间在4到6个小时之间。至于比赛日转天，他都会闭门休息，随后还要为解说过的比赛做一些小结。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李老除了用电脑之外，也在开始尝试用平板电脑查阅资料。李老谦虚地表示，自己搜集资料的方式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也是看专业报纸和门户网站，不过李老看新闻无疑更加细致，同时还会做一些笔记。在李老的解说中，我们听不到大喊大叫和雷人雷语，但李老的经验却富含丰富的营养，“十分准备，三分运用，有备而来，恰到好处。”

〇 他的足球观

众所周知，李老近年一直只解说欧洲联赛。然而在外界看来，年岁已高的李老似乎更适合下午或晚上开赛的中超或是国足赛事。对此，李老有着自己的坚持，“正因为我岁数大了，没这么多觉睡了，欧冠3点45分跟我每天起床的时间差不了多少。至于中国足球，我不好做评价，毕竟言多必失。举个例子吧，英超几支强队我都喜欢，我欣赏穆里尼奥和弗格森，喜欢有感染力的教练，而对温格就不太感冒。这些观点在英超转播中可以随便讲，私下里也能说，但要是放在中国联赛我就不好谈了，何况与很多从业者还认识。”

其实，李老一直以敢言直言著称，如今对于国内足球圈有了戒心，还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很多年前山东媒体曾专门请李老座谈，席间有球迷问李老觉得桑特拉齐水平到底如何，是不是该下课了？李老直言不讳道，你去问老板吧，职业联赛终究是由老板决定的，事后，此话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一阵讨论；还有一次，有媒体曾就国内一些比赛和球员的表现采访过李老，李老虽然客观评价，但还是引起某些利益方的曲解，这让李老或多或少有些寒心。

当然，即便李老已避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中国足球的看法，但他依然会收看中超联赛。其中，李老不仅对几位老牌解说员非常尊重，对一些京津沪涌现出的“80后”解说员也是颇为欣赏。不过李老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国足球大环境让一些主持人和评论员有意无意在迎合某些东西，倾向性与地方色彩过浓，“我以前在ESPN就是代表本人观点，一人之见想怎么说怎么说，我说的不好说的不对都是我的认识，我会负责。至于现在，我也不想再去解说中国足球，我80岁的人了，既不想以老资格自居，也没必要树立什么对立面。”

这就是李元魁，一位来到耄耋之年依然与足球为伴的老人。

李元魁小传 文/戴格立许

1934年3月，李元魁先生出生于北京。他自幼喜爱足球，在广安门小学时就爱踢小皮球，后考入北京三十一中学。而在体育老师徐琪的启蒙下，李元魁开始对足球有了一些认识。

1952年底，李元魁被选拔进入北京青年队，他的队友中有后来国家队的“三刘”——刘国斌、刘荫培和刘福生。1953年2月，北京青年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的11城市青年足球锦标赛，身披14号球衣的李元魁担任右后卫，他虽不甚勇猛凶狠，但脚下功夫娴熟，运用技术合理，防守上善于选位、补位。

1953年底，李元魁进入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足球队，也就是国家队。1954年8月，他成为第二批被派往匈牙利学习的青年选手，同行的有曾雪麟、孙宝荣等共十人。对李元魁个人而言，这段经历促使其提高了足球技术的运用意识，提高了战术素养甚至包括从教之后的指导思想。

1956年是奥运会年，李元魁先生虽然未能入选中国奥运足球队，但他和其他11名留学匈牙利的队友组成的北京青年二队，并在当年4月的全国联赛甲组比赛中，以不败战绩获得冠军——这也是其球员生涯唯一一个全国冠军。1956年10月，李元魁再度入选国家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朝鲜、越南三国足球友谊赛。

1957年初，国家队集训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原北京体院队和中国青年队的选手被分别下放到北京和天津。李元魁先生和13名队员来到天津，开始其历经四十年的天津生涯，这也是很多人以为李先生是天津人的缘故。

1957-61年间，李先生代表天津队三次参加全国甲级队联赛，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各一次；代表河北队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获得第二名；1958年，李元魁随天津队出访亚非三国，同年11月，苏联塔什干棉农队来华访问时，李先生还曾被借到长春队迎战。在天津队期间，李先生除踢边后卫外，也踢过前卫和中卫。

1961年，27岁的李先生正式退役，开始走上教练员岗位：他先是在南开中学队、天津青年队、天津二队搞了三年青年队训练工作；1964年，李元魁先生开始在甲级队——天津队担任教练工作；两年后，李先生出任河北青年队主教练，率队征战全国甲级队联赛，遗憾的是，联赛还未踢完第一循环，由于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比赛被迫终止。在此之后近20年时间里，李先生又分别担任过天津队主教练、领队、天津二队教练以及天津女足领队兼教练，并获得过全国联赛亚军、集体三等功等荣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在1978年12月被派往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做了两年援外工作。

中国足球职业化后，虽然李先生年事已高，无法奋战在一线，但他仍然长年担任过相关顾问工作。而在上世纪末，李先生开始在香港卫视转播甲A比赛，后来又去ESPN卫视体育台中文部做华语解说嘉宾工作。其实，李先生和解说工作是早有缘分，据他回忆，50年代末刚调到天津时，电台有个王兆德解说足球比赛，需要找个搭档，遂就到天津队先后找了刘荫培和李先生这两个京片子⋯⋯那也是李先生第一次“触电”解说。

本文原载于第603期《足球周刊》